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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科技评价体制的盲区,是骨子里缺少

文章作者:生命科学 上传时间:2019-11-06

耗时30年的一个项目且无中间结果,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实施下去的,然而别人做到了,诺贝尔奖也拿到了。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向平的上述“大实话”,句句直击当前科研评价体系的“要害”。

有些主管部门希望在某几个领域以几亿甚至百亿元的投入,培养几个世界级科技领军人才,取得国际最高科技成就。

“当我们树立了文化自信,我们就能理性地对待科技项目自立项、实施到考评的全过程,我们就能放开对科研人员的束缚,让科研项目回归自由探索的广阔天地,让科技工作者跳出思想和行动的牢笼,敢于冒风险、求真谛。”武向平说,只要科技工作者坚持文化自信,中国就有能力、有信心参与并引领自然科学的时代变革,屹立在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央。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现行科技评价体制是制约我们创新发展的障碍,既然上下一致呼吁要对科技评价体系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举步维艰,难见成效?

■本报记者 丁佳

缺少文化自信之科学语言

必须承认,“唯数量论”的科技评价体系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帮助中国完成了科技发展的“原始积累”。时至今日,中国的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经连续第9年排在全世界第2位。

二十年间走过来一代人,不论是习惯还是思维,不论是体制还是定位,不论是视野还是学识,都被深深地打上了这段历史的烙印。

“帽子”乱飞是因为人才太“贪”?

多少科研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专项,拨款三个月就要“成果”,两年中期评估要“发现”,五年结题要“领跑”——基础研究违背了自由探索的基本规律,活生生地被“规划”出了时间表。

在工作中,武向平发现了一些人们“习惯了”但实际并不合理的现象。

化解当前基础研究的矛盾,移去阻碍基础科学发展的绊脚石,探寻基础科学研究的新路子,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基础性和根本性保障,这一系列的思考和研讨最终聚焦在了一个靶心:现行的科技评价体系是造成科技领域浮躁之风的源头,是压制科技人才创造性思维的乌云,是束缚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枷锁,是阻碍我国科技进一步发展的拦路虎。

“三个月就要‘成果’,两年就要‘发现’,五年就要‘领跑’,在这种体系下,看不出进展或进展缓慢的项目,得到后续支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没人敢承担五年做不出成果的后果。” 武向平直言,科技管理体系造就的短周期、重数量、逼成果式的项目考核机制,表面上看违背了自然科学探索的基本规律,而实质上却是缺乏文化自信的典型表现。“不敢放手让科技工作者去自由探索,于是便给科学发现规定了时间、规定了任务、规定了模式、规定了标准。”

我们立志有一天要站在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央,着眼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大潮,但语言却用的是英文,这种局面不仅是尴尬的、被动的,也是低效的。

在武向平看来,《自然》《科学》的“神圣”、SCI的地位、“帽子”的光环、奖项的分量,仍显性或隐性地贯穿在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中,这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我们已经无法容忍基础科学领域一个研究课题五年无进展的事实,宽容失败只是评委们和领导们脑海里曾经闪过的一个滑稽名词。

“《意见》的出台反映了科技界上下一致的呼声,但当前科技评价体系改革仍在‘深水区’艰难跋涉,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科技工作者还缺少对自己文化的自信。”

我们为什么从来不要求在中国长期从事科研活动的外国科研人员讲中文,而是我们退而求全?

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遴选“杰出青年基金”的受资助者时,其实并没有和任何利益挂钩,但到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层面,却出台了配套政策给“杰青”提高待遇,以千方百计留住人才。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科研项目的执行期一般为五年,考虑到财政年的滞后和准备结题验收,项目实际执行期大约四年左右。

五年做不出成果的后果,谁来承担?

然而,一切都只是呼唤和呐喊,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讨论都终结于无奈,那个期望中的科技评价体制始终没有被这么多有识之士“千呼万唤始出来”。

以一个执行期五年的科研项目为例,由于财政的滞后,一般在经费到账三个月左右,科研人员就会被要求提交第一份年度进展报告,随后便是两年期的中期检查,最后是五年期的结题验收。

我们都被告知,种类繁多的人才“帽子”其实都只是荣誉称号而已,和“劳模”的称号同出一辙。

首先就是对外国的盲目崇拜。

除了繁琐的申请报告、实施方案、财务预算外,经费到账三个月左右我们就会被要求提交第一份年度进展报告,随后便是两年期要应付的中期检查,最后是五年期的结题验收。

外国人说好,才是真的好?

在科技主导未来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基础科学本来就浅薄的家底加上过去二十年间华而不实的所谓迅猛增势,为科技的再创新发展背上了沉甸甸的包袱,亟待寻找原创动力。

“只有外国人说好,我们才敢相信是真的好,我们的评价标准仿佛是建立在国外认可的基础上。”武向平说,“反观之,外国人何曾以中国科学家的引用或评价作为晋升或评奖的佐证?我们骨子里缺少的,就是那份自信。”

科技实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格局。

但往后的路要怎么走?2016年引力波发现的案例,引起了很多中国科技管理者的深思。这样一个耗时30年且没有中间成果的项目如果搬到中国,真的能够实施下去吗?

其背后的原因是我们满满的自信心:任何“劳模”所在单位都深信,荣誉与集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能推荐一个“劳模”,就一定能留住这个“劳模”,尽管获奖的“劳模”们偶尔也会在待遇和地位方面有所改善。

“只有当人才的‘帽子’回归荣誉称号的本来面目,只有当全社会都满怀自信地学习却又不是供奉各类优秀科技人才,我们的科技人才计划才能为社会所尊重,并为科技进步带来正能量。”他说。

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劳模”,却不能一视同仁、理性地看待人才的“帽子”?

伴随而来的,是这些“帽子”后面的灰色利益链和对青年人才的腐蚀。几乎每年两会期间,这一问题都会遭到科技界代表委员的“吐槽”,并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领域已经屹立于世界之林,左右着世界发展的命脉,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我们坚守“四个自信”的必然结果和实践检验。

“人才帽子的界定,我们仍然在热衷于引进‘洋’博士或博士后,‘土’的压根就不在考虑之列;重大科技计划的实施,我们数数论文和专利就可以给出从‘跟跑’一跃而‘领跑’世界的结论;科技论文,发表十篇《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仍抵不过一篇《自然》《科学》,后者依旧被捧为科技期刊的‘圣经’。”

信任,构成了社会对科研活动的坚实基础。容错,也是社会对科研活动的基本遵循。

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在设立人才评价指标时要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

《自然》的神圣,SCI的地位,H因子的价值,“帽子”的光环,奖项的分量,依旧显性或隐性地贯穿在目前科技的评价体系中,人们习惯了的且已根深蒂固扎根在脑海里的标准从根本上并未动摇,甚至走得更加遥远。

《中国科学报》 (2019-03-06 第1版 要闻)

饱受诟病的科技浮躁之风

又比如,在一些项目申请和答辩中,科研人员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质疑:某某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外国人是怎么评价你的成果的?外国人引用你论文的情况怎样?

如果这一情况属实,则通过每一个项目的实施,国人早就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全面领跑世界了,世界科技强国早就非我莫属了!

在武向平看来,造成“帽子”信誉危机的真正推手,不应全部归咎于青年人才的“贪婪”,也不应极力责备那些需要依靠“帽子”数量提升自身地位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其深层次的原因,仍是文化自信的整体缺失。科研单位缺乏用自身科研实力和优质环境来留住人才的底气,进而引发了对“帽子”的恶意追逐。

纵观参与科技评价体制的研讨者和决策者,又几乎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改变现行的评价体系,事实上触动着每一个践行者的心灵。

据武向平观察,在当前大多数人才和奖项评价中,评委一般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发在《自然》《科学》上的文章才是国际公认的成果,而像《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这样的国内期刊,都是“自己在家闹着玩儿”。

2016年春节期间,引力波的发现触动了科技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们的神经。

近年来,我国各种人才计划层出不穷,“香江”“黄河”“长江”“泰山”“黄山”,甚至“珠峰”,中国的名川大山几乎不够用了。

于是乎,我们都意识到了现行科技评价体系的弊端,我们都力主实施强而有力的改革,我们都寄希望一个激励创新科技机制的出台。

科技评价体系“崇洋”,是骨子里缺少“自信”

我们骨子里缺少的就是那份自信,对我们自己文化的自信!

特别是,我们在“科学家精神”前面又增添“中国”两个字,更加寓意深刻。

于是乎,职称和项目的评审,我们还在简单地计算着论文和引用的数目,甚至非近五年而不取;人才帽子的界定,我们仍然在热衷于引进“洋”博士或博士后,“土”的压根就不在考虑之列;重大科技计划的实施,我们还在数数论文和专利就可以给出从“跟跑”一跃而“领跑”世界的结论;科技论文,发表十篇《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仍抵不过一篇《自然》和《科学》,后者依旧被捧为科技期刊的“圣经”;绩效工资,简单地累计SCI论文数目加上项目总金额的提成;获得博士学位,没有SCI准不成,至于何种类型的SCI期刊早已无人问津。

于是,出国求学变成了出国镀金,只为有朝一日被祖国“引进”,其中例子多不胜数。重“引进”而轻“培养”的所谓高端人才计划正摧毁着整个科技队伍人才的基础和体系。

满天飞的“帽子”虽然被多次“吐槽”,但现实却愈演愈烈,未得到有效控制:“帽子”就是职称,“帽子”就是待遇,甚至“帽子”就是通向领导岗位的灯塔。

以论文数量论成败,以项目多少论业绩;把做研究变成了做论文,把做学问变成了做项目。论文之总数加上项目之总经费,堂而皇之和名正言顺地被列为科研院所和高等学府的年终考核业绩与未来规划目标。

如今,我国科技体量的发展已经完成了最初唯数量的原始积累过程,曾经发挥了历史性推动作用的科技评价体系亟待向质的转变过渡,当初评价体系基于的单一奖惩措施已经成为继续发展的诟病。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量子计算为技术引领的产业革命已经呼唤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停顿近乎百年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由于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两朵乌云的疑难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前夜,如果我们不能突破现行科技评价体系的束缚,我们将错失引领世界科技革命的最佳机遇,丢失为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窗口。

我们随后也急着部署了一批引力波项目,一夜之间涌现出一大批引力波的专家学者。然而在“第一发现”已经取得的情况下再大的投入和动作,都已经失去了科学上开拓性的意义。

科技评价体制改革,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我们被要求自捧,否则主管部门不悦,没有人敢承担五年作不出成果的责任和后果,实事求是的汇报会被认定为首席科学家不作为或团队协作不得力,为了结题争优,我们不得不拔高自己所谓的发现和成绩,看不出进展或进展缓慢的项目得到后续支持的可能性为零。

只有当人才的“帽子”回归荣誉称号的本来面目,只有当全社会都满怀自信地学习却又不是供奉各类优秀科技人才,我们的科技人才计划才能为社会所尊重,并为科技进步带来正能量。

在人才和奖项的评价中,面对一篇《自然》或《科学》的论文和另一篇《中国科学》或《科学通报》的文章,所有评委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前者,我们习惯了前者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我们自然地认为,《自然》或《科学》的文章是被国际公认的成果,而《中国科学》或《科学通报》的论文都是自己在家里闹着玩。

《中国科学报》 (2019-04-02 第3版 聚焦)

总书记号召我们“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今天我们真的做到了,但是却把论文发表在了国外的期刊上!

在国际舞台上,为了交流我们使用英语并无可厚非,然而今天在国内的很多高等科研院所,一些学术报告被强制使用英文,以显得“高大上”,彰显和国际接轨的态势。

然而,指导性的意见并未真的落实于实际的评价中,掌握生杀大权的依旧是改革开放后期二十年的专家学者,不唯论文和奖项之后的评价标准怎么制定,让目前的评价体制显得更见迷茫和无据可依。

在近年上演的人才争夺战中,高校和科研院所争取的只是戴“帽”人才的数目以提升单位考评的地位,“人才”们首选的是待遇之高低而不是科研的提升和作为。

我们不仅怀疑自己,还在怀疑我们的同胞。我们的评价标准是建立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认可度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至今都不敢相信,甚至没有底气去相信,我们能靠单位自身科研的实力和优质的环境留住这些戴着“帽子”的人才。

我们再来看看人才帽子的灰色利益链。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科学知识上的积累时间和程度都还不够,近年一些领域虽然崭露头角,仍需潜心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取得原始创新的突破。

当洋人在鸦片战争中用洋枪洋炮打开了固步自封的国门,我们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此崇洋媚外的基因植入了我们的身躯和灵魂,影响了我们民族一个世纪的文化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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