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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化学物理商讨所,除了实验和随想

文章作者:生命科学 上传时间:2019-10-19

如果说辽宁大学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化物所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领域则让我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了新的视野,让我对科学研究不再有神秘感和畏惧感,科学的珠穆朗玛峰不再是那么高不可攀。如果不是因为化物所,我的人生也许会走上另一条路径。花也许还一样香,路也许还一样宽。但回头看看,我还是庆幸我所走过的路。珍惜我的今天,也就由衷怀念化物所的经历,感谢化物所老师们的教导和提携。我由衷祝愿化物所的同学同仁继续发扬光大化物所几代科学家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始终觉得,研究生发论文、拿学位,这些都只是“表象”。关键是在校期间,他们在学业和为人处世、理解人生方面取得怎样的进步,以及毕业时以怎样的面貌走向社会。通过实践,我发现学生并非仅仅关心自己的科研,而是需要导师在人生的道路上多方面指点,而导师要学会找到最佳“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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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遇到过不去的坎,告诉他们“面对它、解决它、放下它”

还值得一提的是大导师顾以健研究员。顾老师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48年赴美国圣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有机化学,195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积极从事和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包括火箭推进剂等领域。顾老师是粉碎“四人帮”后化物所的第一任所长,为化物所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顾老师对学生和蔼可亲,虽然他后来到北京担任中科院秘书长,但他对研究生的遥控还是很紧。不论是他回大连,还是我去北京,作为学生,我总是有机会得到顾老师的耳提面命,接受他的谆谆教导。读研后期,顾老师希望我能去国外见识见识,所以安排我去中科院北京研究生院进修了一个学期的英语,接着又推荐我去圣母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继续研究金属有机化学。后来我又搞过一段药物化学,但最终定位在碳水化合物的稳定性同位素标记这个研究和生产领域。虽然我发表的文章屈指可数,文章的质量入不了《自然》《科学》,但仍尽己所能为糖化学、糖生物等领域作出微薄但不可或缺的贡献。

导师还可以 “当机说法”,即结合课题组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给研究生讲一讲。比如,仪器配件坏了,学生不及时维修,也不告诉导师;导师希望学生先把手头实验做好,把论文整理出来,可学生一直忙着做新的实验;学生在做补充实验、修改论文时和老师“讨价还价”……每当这些时候,导师需要心平气和地跟学生讲道理。

我是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读的研究生,读研3年,虽一路艰辛,但也一路风景。化物所纪念建所70周年征稿,唤起了我对化物所的美好记忆,激发了我对化物所的感恩之情。

对此,我认为,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培养职业精神和奋斗精神,与指导学生做科研、发论文并不矛盾,不能用一方面来排斥另外一方面。研究生做科研不顺利,就会有思想困惑;反过来,研究生有科研以外的迷惘,也会影响科研。因此,导师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一次听说化物所,还是在大学四年级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我从小到大没怎么出过远门,考大学时从丹东考到了位于沈阳的辽宁大学,后来考研时也不想走太远,怕去外省旅途劳顿,就想在省内找个地方读读。化物所对我来说,似乎门槛太高,但我对工科又不感兴趣,只好孤注一掷,在化物所的招生简章上仔细搜寻,选择了顾以健研究员和曾宪谋副研究员为我的导师。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第一批毕业生,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于1982年初来到了化物所,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尽管这个共识看上去非常普通,但往往却是研究生经常面对的困难,或者说是因为身在其中,他们很难意识到的问题。一旦导师帮助学生解决了困惑,学生的状态就会改变——积极面对人生、面对困难,把眼下做的事情和未来发展目标结合起来,这样既看得到希望,也看得到自己在这个进程中所处的位置。

研究生同学来自于不同的学校,遍布天南地北,专业是各干一行,但大家相处融洽,很少有吵架的。我知道的唯一一次吵架发生在我和师兄弟之间。可笑的是,我们不是为了学术观点的不同,也不是为了谁不扫地谁不打水,而是为了谁先看一本新到的文学杂志,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过后大家彼此尴尬了一段时间就又恢复了交往,毕竟是师兄弟嘛。

以过来人身份讲述自己的奋斗史,教学生把握好人生的得与失

同学之间科研上的交流我就不说了,互相练英语口语我也不说了,只想说说当时研究生的文体活动。刚入学的时候,有那么几次同学们下午在一起打排球。我以前从来没打过排球,但也上去凑热闹。可想而知,我上去是搅局的。会打的同学特别耐心,没有因为我打不好而让我坐冷板凳。后来大家都进了各自的课题组做实验,也就没人打排球了(或许高手们打球时不再喊我了)。我再次摸排球,已经是20年以后的事了,并且一打就停不下来。十几年下来,我已经熬成我们当地排球队的队长了。当初的偶尔为之,成为我现在的最爱。每当有新手加入我们排球队,我总是特别耐心,使劲儿鼓励,因为我相信,当年的我如今都能当上队长,那么任何新手都会成为高手。

中国教育界素有 “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三全育人”可以说是我国独有的育人理念。在西方大学,导师一般较多关注学生的科研进展,很少关心学生的思想觉悟和个人私事。我在美国读博士时,导师从不和学生一起吃饭,也几乎不聊婚恋、职业发展或人生哲理。

赵世开,大连化物所81级研究生,师从顾以健研究员和曾宪谋研究员,后留学美国,获圣母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Omicron Biochemicals, South Bend, Indiana, USA, 从事稳定性同位素标记碳水化合物的产品开发和生产。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顾老师于2017年去世,享年95岁。曾老师夫妇身体依然健康,这几年回国见到他们都倍感亲切。我现在的年龄比当年刚进化物所时导师们的年龄还大。不记得在哪儿见到一句话,“人到一定岁数,自己就得是那个屋檐,再也无法另找地方躲雨了”。我虽然不能像当年导师们那样为年轻人遮雨挡风,但我也知道自己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上的责任和义务,尽力去担当去影响。

现在不少高校都在探索“课程思政”,即在专业课中融入思政元素。比如,一位教授讲授有机化学课时,特别提到中国化学家的贡献,进而讲到科研工作者的科学精神和理想信念。

化物所的领导和老师对我们这一级学生充满了期待和厚望,也对我们的学业做了详尽的计划。开学伊始,所里就为我们安排了丰富的课程,或在化物所上课,或在大连工学院上课,充分利用了两个单位的师资力量。课题组的老师们也给了我们这些年轻学子以厚爱。实验室的条件比大学又高了一个层次,课题组的老师们作为长辈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关怀有加,可以说课题组就是学生的家。曾宪谋老师引领我开始了研究生的科研项目,教导我如何做金属有机合成反应,开启了我的科研生涯。205组的邹多秀老师、孙同升老师、马兆兰老师和蒋筱云老师,在曾老师出国进修时,对我的实验都给予了宝贵的指导和帮助。我的实验室隔壁就是核磁共振室,韩秀文老师耐心开导、细心点拨,我合成的化合物的结构都得以解析。郭和夫研究员和陈希文老师虽然不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但都指导和帮助过我。随着学业上的进步和实验技能的提高,我的第一篇文章也得以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么多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每位老师的笑脸仍然历历在目,205组的休息室还是那么温馨。

“三全育人”并非新名词,也不仅是这些试点单位的事。此次综合改革试点,彰显了教育部对这一育人理念的坚持和推进。

■赵世开

所谓课程思政,其实就是在专业授课中给学生以价值观的引导,在研究生阶段,导师也必须搞“课题组思政”——作为过来人,导师在指导研究生为人处世、思维方式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导师不能生硬地灌输,而要自然、亲切地和研究生们“讲故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中国科学报》 (2019-05-14 第3版 综合)

我曾经跟课题组的学生讲过自己的经历。通过讲故事,我希望学生们明白,要珍惜当下的科研训练,关注自己的职业发展。我想让他们懂得,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哪怕暂时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也会得到别的有价值的东西。

81级研究生撰文:礼赞70年 感恩化物所

但在笔者看来,“三全育人”不能停留在政策、思路和生硬的宣传、说教上,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抓手和教师的辛勤付出。在这方面,研究生导师有很多发挥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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